出身于贫困农家的萨拉马戈，为何能在瑞典皇家科学院登堂入室，荣获199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与以往总是在人家获了诺贝尔奖之后才匆忙出版其代表作不同，萨拉马戈的《修道院纪事》在1997年就由澳门文化司署和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并且获得了首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彩虹奖”。次年萨翁在瑞典皇家科学院登堂入室，蟾宫折桂，这对及时读过这部长篇的中国读者来说，就是预料之中的事了。
本土面积只有九万多平方公里，人口仅一千万的葡萄牙，历史上曾经是个殖民主义大国，葡萄牙语至今是包括巴西在内的南美和非洲多个国家的国语，总人口达两亿之多。所以，葡语文学是欧洲乃至世界文学中的重要一支。出身于葡萄牙南部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的萨拉马戈，由于经济原因而未能受到系统的高等教育的训练，一生经历坎坷，其广博雄厚的知识都是靠刻苦自学获得。大约正因如此，他笔下的人物多为下层普通民众。《修道院纪事》就其题材而言，应属欧洲文学传统的“王室＋教会”那一类，但萨拉马戈却用他那支神奇莫测的笔，给我们描绘了18世纪初宗教裁判所那窒息人性的时代普通人的爱情与理想。为国王打仗而失去了左手的残疾士兵“七个太阳”和他的妻子“七个月亮”，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相遇后，命运就将他们同时绑上了两架马车：国王的修道院工地和神父的飞行器“大鸟”的研制。在痛苦的现实的土壤里种植理想的幸福的参天大树，是古今中外所有民族的文学以及宗教的共同特征，穷奢极欲的国王仅仅为了生一个儿子而向教会许下了建造马芙拉修道院的“宏愿”，于是就将整个国家变成了一座大工场，大监狱，其实也就是人间地狱。面对这样的现实，传统的文学主题不外乎忍受和反抗，再佐以爱情。而萨拉马戈却在他的书中冒出了神父和“大鸟”这样一根虚幻的主干，作为男女主人公的“七个太阳”和“七个月亮”，并未在二者之间作出选择。为了生存，他们只能毫无怨言地去国王的修道院工地上干活，与此同时，夫妻二人的心中却无时无刻不牵挂着那只静卧在荒僻山林里的“大鸟”，以至最终为此献出了他们的全部生命和爱情。
单从字面上看，小说对王权的专制、黑暗、奢糜，对教会的残忍、虚伪的揭露和批判是不言而喻的，也是十分深刻有力的。但萨拉马戈的高明之处却在于将国王、教会和其对立面——广大民众统统归置于一架生命的天枰上，那就是人类意志。是自愿还是被迫，是屈从还是抗拒，是沉湎于尘世亦即肉体的享乐，还是挣脱欲望的万有引力飞升到自由的精神高空。这不仅是摆在巴尔塔萨尔和布里蒙达面前的生存难题，也是国王、教会之流难以摆脱的困惑。作为知识和未来的化身的巴尔托洛梅乌·洛伦索神父最早看到了这一点，不惜花费毕生精力研制一种用人的意志作动力的飞行器——“大鸟”。于是，书中出现了两个截然相反的“建造”的场面：国王和教会通过权力将他们的意志强加于全国人民，日夜修建那座牢牢附着于大地（尘世）的庞大的修道院；神父和巴尔塔萨尔夫妇采取自愿的方式，收集人的意志作动力，建造可以挣脱地球引力，实现人在空中自由飞翔的梦想的飞行器。或者被固定而受奴役，或者挣脱而得到自由。生命孰轻孰重，智慧孰高孰低，双方展开了一场貌似毫不相关，实则残酷激烈的冲突和竞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体现着神父的意志和智慧的飞行器大大地先于修道院造成，并载着神父和巴尔塔萨尔夫妇成功地试飞了一趟后，神父却因怕遭宗教裁判所的惩罚而只身消失不知所终。倒是这对大字不识的贫苦夫妇时刻不忘困置在荒山里的“大鸟”，经常去看护、维修，憧憬有朝一日它载上他们自由飞翔，“到宗教裁判所达不到的地方。”在修道院工地干活的那些沉重的日子里，“大鸟”不仅是他们的精神支柱，更是他们生命的希望和爱与意志、与未来的象征。
大约是由于出身和经历的关系，萨拉马戈始终对普通大众抱有深深的挚爱和敬意，“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今天；没有他们，我的生命就难以成功地实现真正的人生价值，”所以，“把普通人转化成为文学人物，这就是我无法忘却他们的一种表达方式。”巴尔塔萨尔最初面对神父要他帮助制造飞行器的请求，自卑地说我是个农村人，什么也不懂，并且还缺一只左手。神父大声说：我告诉你，上帝就是个断臂者，上帝没有左手，可他创造了世界。在这里，至高无尚无所不能的上帝转化成了一个普通残疾士兵和他的妻子——“七个太阳”和“七个月亮”。“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月亮，只有这两个人的意志处于和谐和爱的状态，大地才能成为宜于居住的处所。”这大概是瑞典文学院因“萨拉马戈以其充满想象力、富于同情心和讽喻魅力的寓言让我们能对梦幻般的现实加深理解”而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的根据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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